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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圖書出版"走出去"的思考

來源: 光明日報 時間:2019-06-12 09:30

  自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麥克盧漢教授提出“地球村”概念以來,一方面,人類大家庭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族群、語言、地域和宗教的力量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在眉睫。鑒于圖書在文明傳承與互動中的特殊地位,出版人自然重任在肩。《圖書出版走出去的思索》(張東平、張洪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

  圖書出版“走出去”的使命:文明對話

  歷史上,沒有哪一種文明是一座孤島。比如,雖有高山、荒漠和海洋的重重阻隔,但早在公元前400年,希臘人克泰夏斯就在三卷本的《旅行記》中留下了關于中國的記錄。可是,不能否認的是,在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段內,文明之間的交流要么是自發的,要么是征服式的,誠如北京大學陳玉龍教授所說:“文化交流的走向往往是從高處向低處流,由實處向虛處流,其勢有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

  但對話植根于相互承認、相互尊重與相互學習。恰如杜維明先生所言:“從儒學的角度講,如果和基督教對話,我的目的不是希望我的對象基督徒變為信仰儒家,而是希望通過了解基督教,能夠認識到儒家傳統中的一些缺失,進而從基督教里學到儒家傳統里沒有的東西。當然我希望我的對方也是這樣。假如通過這樣的對話以后我的對話對象變為更好的基督徒,而不是變成儒家信徒,這對我來講是非常值得慶幸的……假如所有人一下都變成儒家,而儒家并不是所有真理價值的總匯合,這個在我看來應該是一個悲劇。”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講,對話就是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然而,自19世紀歐洲中心主義形成后,雖有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也有以薩義德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東方主義的深刻反思,但以“歷史的終結”和“文明沖突論”為代表的西式“傲慢”在國際社會仍占據著主導地位。如歷時四年,集納了頂尖的考古、歷史及諸多自然科學專家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于2000年11月9日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準確紀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1200多年,僅僅兩天后,《紐約時報》就發表文章,批評我們是“沙文主義”。又如,中印兩國合作編輯的百科全書,記錄了兩國2000年來的文化交流,而西方別有用心者則編寫《中國想象中的印度》,質疑中印傳統友誼,認為中印文化在歷史上聯系并不緊密,甚至信口雌黃:中印在20世紀前并非作為連貫或獨立的國家存在過。重新闡釋、發現自我,梳理雙邊交往,都受到無端指責,文明的抵御和排斥力量可見一斑。

  所以,我們既要有與他文化進行平等交流的開放心態,又要有主動對接、提升平等對話的能力。正是基于此,中國圖書出版“走出去”應運而生。

  圖書出版“走出去”的歷程:任重道遠

  從圖書“走出去”的軌跡看,新中國成立后的近30年時間里,主要是以民族獨立勝利的經驗為傳播核心,成功塑造了新的國家形象,在非洲和拉美等地還一度形成“學習中國”的熱潮。

  以1976年2月國家出版局推出研究報告《我國書籍出版與國外比較》為標志,中國圖書“走出去”開啟了新的歷程。2000年3月,我國提出“走出去”戰略。2003年1月,時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石宗源在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上提出了推動我國新聞出版業發展的“五大戰略”,首次將“走出去”戰略作為新聞出版的重大國家戰略之一;同年,還全面啟動了扶持中國圖書“走出去”的“金水橋計劃”。之后,又陸續出臺了中華學術外譯、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計劃、邊疆新聞出版業“走出去”扶持計劃、圖書版權輸出普遍獎勵計劃、絲路書香工程等,構建了內容生產、翻譯出版、發行推廣和資本運營等全流程、全領域的“走出去”格局,打開了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出版物市場。

  圖書出版“走出去”的路徑:多措并舉

  與面向國內出版的圖書一樣,“走出去”的圖書也要經歷組稿、編輯、出版、發行幾個階段,但每個環節都有自身的特色。另外,往往需要翻譯作為橋梁。

  何種內容的選題比較契合國外讀者的需求,是出版“走出去”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鑒于既往“走出去”的經驗,以下兩點值得借鑒:其一,富有中國特色;其二,能夠引起國際讀者情感上的共鳴。

  為此,作者在創作之前就需要加以考慮;已出版的作品,則需在保持表達主旨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調整。如自16世紀末利瑪竇將《論語》譯為拉丁文始,現已有數十種語言的譯本,僅英語譯本就達100多種(含全譯和節譯),但有影響的寥若晨星,而林語堂先生的譯本則深受喜愛。究其原因,一是按照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維層次,把《論語》內容分門別類(即孔子的生平、孔子的格言、中庸、論教育、論音樂等)重組輸出,一目了然;一是注意采納西方漢學家觀點,擺脫生硬的先入為主,如說到“道德”的“德”,注明阿瑟·威利譯為power;更為關鍵的是,貫穿始終的比較方法,使得西方讀者容易借此思考和理解自己。其他創下文化交流佳績的大師級人物,如衛禮賢、辜鴻銘等,莫不如此。如果說老子與惠特曼一樣懷有寬博的慈愛,像羅素要回歸自然,莊子則像梭羅一樣具有個人主義者的堅強樸質,像伏爾泰那么尖刻。可以說,正是因為貼近,才容易被接受、被擴散,傳播思想產品的基礎是提供精神上的服務。據此,“走出去”圖書的組稿工作需要編輯對中外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與把控能力。

  愛爾蘭作家王爾德談到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時說:“我們和美國人有很多共同點,但總是存在語言障礙。”翻譯之重要、要求之嚴苛可見一斑。況且,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語言、文化差異之大,較之英美猶如云泥。翻譯的目標則不僅在于讓讀者理解著作的字面意思,還要讓翻譯出來的作品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和知識背景。因此,“走出去”圖書的翻譯工作一般需要兩位譯者合作完成,第一位譯者的母語是漢語,確保充分理解原文含義,第二位譯者的任務則是潤色外文。此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如老舍在倫敦協助語言學家埃杰頓翻譯《金瓶梅》,梁宗岱與法國作家合作翻譯陶淵明詩集,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的翻譯也是如此,前后歷經幾十年。

  誠如從事50多年出版工作的陳原先生所言,出版是一個將富有創造性的精神產品轉化為物質形態的復雜運動過程。出版工作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時刻具備創造性,“走出去”的圖書出版更是如此。因此,特別需要出版人的堅守與精進。但我們堅信,中國圖書“走出去”的前景是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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